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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ong Wah

敦达因指国行没有向他汇报有关国行在1984年至1990年期间涉及的外汇交易,他的不知情说法,遭皇委会成员多番质疑。
敦达因指国行没有向他汇报有关国行在1984年至1990年期间涉及的外汇交易,他的不知情说法,遭皇委会成员多番质疑。

(布城18日讯)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表示,他担任首相期间,不曾参与国行的行政与运作,也相信本身没有法律上的权限来介入国行的行政、政策与事务。

“但这不意味着国行总裁没有谈及国行的事务,但这些只是一般的对话,没有触及国行特定的活动。”

敦马是于1981年7月16日至2003年10月31日担任首相,并在1998年9月7日至1999年1月7日及2001年6月5日至2003年10月31日期间担任财政部长。

马哈迪强调在任时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国行进行任何违法的事情。
马哈迪强调在任时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国行进行任何违法的事情。

被视为国行在90年代外汇交易中亏损关键人物的马哈迪,今天以第24名证人的身份出席听证会。其夫人敦茜蒂哈斯玛及前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也出席听证会。

他说,在他担任首相期间,国行是在1958国家银行法令下以独立机构,并由国行总裁领导下独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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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国行总裁有责任不时向国行董事局汇报,该董事局对国行的权限与运作有所有的责任。

他指出,国行必须向财长提呈经过稽查司核查的年度财务报告,然后由财长依序向内阁及国会提呈。

他说,国行的任何外汇交易是由国行凭本身的认知来管理国家储备及马币,当中日常交易细节并没有向他汇报,因为国行没有法律上责任向他汇报,而他也没有权力介入国行特定事务的运作。

他强调,他当时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国行进行任何违法的事情,若有这个想法必定会采取行动追查。

他指出,在80年代后期,已故国行总裁丹斯里查化胡先曾邀请他到国行的交易室,以向他展示货币交易室所在。

他说,这也是他担任首相期间,唯一一次到国行交易室,当时他在那里逗留约半句钟,聆听查化胡先汇报有关国行可以透过外汇交易来稳住国家储备及马币。

他说,在80年代末期,他知悉日元货值上扬,我国在“广场协议”事件中面对亏损,当时进口货物价值也涨高三倍。

他指出,查化胡先在他不知情下,决定积极活跃于货币交易以平衡马币价值,进而稳定国家经济与储备金,他过后才知悉也接受查化胡先的解释。

“之后,我就对国行外汇事宜毫不知情,对于皇委会追查的92年至93年期间的亏损,这是国行管理的权限。”

针对第14名证人丹斯里克里夫法兰斯赫伯说相信第21名证人安华与马哈迪在1993年后期会面,并指他们两人曾向马哈迪汇报过国行亏损300亿令吉。

“他指我曾说‘有时赚钱有时亏损’,我是在1993年4月在国会提呈国行1992年年度财务报告后向两人发表上述言论,但是任何有关国行亏损的事情并没有在我提呈上述报告前向我说明。”

“记忆中,两人在会面中口头提及国行外汇亏损的事情,但是不确定是否提及300亿令吉,我只记得涉及的数额是在50亿令吉范围内,这是因为他们向我汇报时,我已经知道国行在1992年亏损57亿令吉,这是安华在内阁会议及国会中汇报的数额。”

他说,他不曾接获任何有关国行亏损的文件。

“我不确定是否说过‘有时赚钱有时亏钱’的话,我会这么说也不出奇,因为查化胡先曾向我汇报当时货币交易协助稳定了外汇,因此,当两人汇报国行亏损时,我会说出这些言论。”

“这也让我相信,当时的亏损没有高达300亿令吉,否则我当时不会这么说。”

他也表示,曾受邀为伦敦交易室开幕,当时没有任何的货币交易活动,当时大家都是为开幕而去。

他也说,安华没有在内阁会议隐瞒任何有关国行向他汇报的资料,因为这些资料就是安华向国会提呈的报告。

马哈迪也表示,时任国行顾问诺莫哈末耶谷协助复苏国家经济,挽救了国家免于亏损数千亿令吉。

敦马也形容,查化胡先是有威望信誉及道德,忠诚厚实,令他足以信任的领导,并指查化胡先在1994年的辞职是负责任的决定。

国行曾求援财政部   奥斯曼:取得支持信

时任财政部财政务组副秘书拿督奥斯曼指出,国行曾经就外汇亏损一事到财政部寻求支援,包括取得支持信,同时也在一项会议上议决将国能与国家电讯公司的部分股转移给国家银行,作为填补国行在外汇的亏损。

他今天以第22名证人身份出席皇委会听证会时说,这是总稽查司与国行代表之间的会议,并将会议结果知会负责执行的单位。

在皇委会进一步询问有关会议的内容时,奥斯曼表示,不清楚当时议决的人士,并表示或许是一项在会议前召开的会议达致的议决。

他说,有关会议是针对国行外汇亏损而召开。

在要求说明所谓的支持信时,他说,相信是国行当时面对亏损的状况,因此,政府自然会提供协助,毕竟国行是政府机构的一环。

他也说明本身只是一名小角色,没有在会议上询问国行的亏损,当时的会议也没有人挑起,但他相信国行会知道。

未接国行外汇交易汇报   敦达因称不知情遭质疑

时任财长敦达因表示由于没有接获国行的汇报,因此对国行当时涉及外汇交易毫不知情,包括国行在外汇交易中的亏损。

“国行没有任何一人向我汇报有关国行在1984年至1990年期间涉及的外汇交易。”

“我不知道国行因外汇交易而分别在1988年及1989年亏损7亿7230万令吉及 22亿5900万令吉,较后也在1990年亏损24亿7300万令吉,我在看到2007年4月18日的活跃储备管理户头处理报告后,才首次听闻外汇亏损的事宜。”

他续说,在1984年7月至1991年3月期间,他并没有向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及内阁会议汇报国行的运作事项。

敦达因曾于1984至1991年担任财政部长。他今天以第23名证人身份出席听证会供证。

达因的“不知情”无法令一众皇委会成员信服,并多番质疑他的说词。

皇委会主席丹斯里西迪甚至说明,连总稽查署第三号人物都一清二楚,为何身为部长的达因却“不清不楚也不管”?

敦达因表示,国行在管理上有自主管辖权,而且他受限于官方机密法令,无法得知该事宜。

西迪说明,官方机密法令是对付不应该知道的人士,而财政部长理应知悉这方面的人物,并不囊括在这项法令下。

他甚至说,或许是达因助理没有尽责,没有向达因汇报此事。

他说,即使国行没有向他汇报,但从媒体上的报道,达因也有责任进一步了解这项课题。

敦达因后指西迪曾是政府首席秘书,理应知悉当中政府的运作程序,西迪回应称,身为政府首席秘书,任何有关影响国家运作的课题理应向他汇报,但若有关人士没有向他汇报,他确实无能为力。

“但若我从其他管道得悉,或从媒体报道中得悉,我就有责任去了解。”

敦达因坦言,即使他在任财长期间,也不知道1981年至1991年期间,负责处理国行外汇交易的人士。

敦达因也表示对多封函件不知情,包括总稽查司在1990年1月31日致函总检察署的函件、国行由时任国行顾问诺莫哈末耶谷签署的函件,并于1990年2月9日致函总检察署的函件、总稽查司在1990年2月21日致函总稽查司及国行总裁的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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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总稽查司从来不曾要求他关注国行外汇等交易。

敦达因表示,内阁会议只是接受国行已经过稽查的年度报告。

他说,国行总裁丹斯里查化胡先会于每月向他提呈国行的储备金状况,但不曾与他讨论有关国行外汇交易的事宜,因此他根本没有干预国行在外汇的事宜。